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一定有传播思想文化执着的情怀，这种情怀就是翻译精神。郭大力的翻译精神可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全心全意翻译中国人民看得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他在第一次国内战争革命大风暴的影响下,勇于追求真理，他深感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太需要新的理论来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进步，他环视各类思想理论，认为只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才具备这种价值和意义，于是他选定自己有学术奋斗目标——把《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译介给中国人民，立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志愿。他说：“大革命失败时,我正在大夏大学读书,又受了李石岑先生的影响。当时思想上震动很大，就下定决心翻译《资本论》。”^［1］他的翻译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畏艰难，力戒浮躁

在郭大力决定翻译《资本论》的时候，中国已有几位先行者尝试翻译《资本论》。1930年，共产党员陈启修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后来共产党员潘冬舟见陈启修译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部分就没了下文，便决定接着陈启修的工作继续翻译，译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1934年底，由于叛徒出卖，潘冬舟被捕，1935年牺牲于武昌）继潘冬舟之后，翻译《资本论》的接力棒由侯外庐和王思华接过，他们翻译了完整的《资本论》第一卷。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继续《资本论》后几卷的翻译。

以上《资本论》翻译先行者除了潘冬舟原因特殊外，其他人没能完整翻译《资本论》，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是《资本论》篇幅宏大，理论性强，内容深奥，很难翻译。郭大力就曾说：“马克思的学问十分渊博,而且他的著作始终保持了德国约传统学风,即极为严谨的逻辑思维,所以《资本论》大家都认为难懂,而翻译就更难。”^［2］二是准备不足，马克思是用他的母语德语写成资本论的，要理解“原生态”的《资本论》，就必须读德文版的《资本论》，但我国早期《资本论》翻译者很少有懂德语的，他们语言准备不足，使得翻译步履维艰。侯外庐就曾说：“翻译《资本论》，对我来说实在是艰难。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为依据，找来英文、法文、日文译本为参考，一个词一个词地推敲着前进。”^［3］如此翻译出来的文本，给读者的印象是“译本草率”。同时《资本论》是红色经典，在翻译和出版时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钳制，即使翻译出来了，也无处可出版。如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抱定了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24 年他回国后不久，就在上海制定了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五年计划”。但他的这个宏伟计划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却没有获得通过，原因是出版社不敢承担出版《资本论》的风险，郭沫若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同时，翻译《资本论》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才能坚持下去。如侯外庐、王思华合译出《资本论》第一卷之后，原准备合译第二卷、第三卷，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4］，其“种种原因”中就包含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郭大力和王亚南着手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时，碰到了类似的困难。据他回忆：“一九二七年夏天我住在杭州大佛寺的客房里关门整天干,起初也看不懂,十分吃力,恰巧王亚南也因大革命失败感到灰心,离开了国民党部队,也住到这里来,想写小说。我们相熟后,我就劝他和我合作来译这部书,他同意了,就和我一道干,也觉得难搞。原因在我们对古典经济学的素养太差,马克思的学说不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如果不先弄懂古典经济学,就没有办法真正读懂《资本论》。因此，我们瞎干了一阵子以后,就一同回到上海,于是我们先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读起,以后又接着把李嘉图等人的书逐一边读边译,我本来只懂得英文,这时,又从头自修德文,决心根据德文原著来翻译,这样经过了多年,才慢慢地读懂了它吧”^［5］。

可见郭大力开始翻译《资本论》时，同样遇到了准备不足的困扰。不过，他（还有王亚南）立即觉醒了，没有蛮干和硬干，而是不急不躁，先做足了前期基础工作再说。由于他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哲学，经济学素养不够，他看到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众多西方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他感到若要译好《资本论》，就必须熟悉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否则即使翻译出了资本论的内容，那也只是字面上的，而不是博大精深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此，他和王亚南商定先从翻译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入手，然后再翻译《资本论》。1931年1月，他与王亚南合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上卷（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2年，他与王亚南合译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下卷）（由上海神州国光出版）。1933年，他独译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伊利的《经济学大纲》（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5年，他独译洛贝尔图的《生产过剩与恐慌》（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同年又与王亚南合译《欧洲经济史》（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郭大力除了在理论知识上为翻译《资本论》做足准备，在语言上也做了非常厚实的功课。他从杭州大佛寺回上海后，经朋友介绍，在上海大夏中学任教，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认真任教，业余时间则自修德语。他曾说“我的德文是自修的,一句话也不能讲,但我敢说,如果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我怕不比别人差。因为我已摸透了他的文风,熟悉他造句的结构。”他不但痛补德语底子差的缺陷，而且还深入分析了马克思的文风，甚至掌握了马克思行文的句子结构。这是先前《资本论》翻译先行者无法与之相比的。

二、心无旁骛，甘之如饴

1936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资本论》，郭大力与王亚南同读书生活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出版合同，商定以1936年和1937年两年时间翻译《资本论》。二人在上海全身心投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沦陷，翻译工作无法进行，不得不将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书稿交给出版社，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上海,辗转回到江西老家。回到老家后，继续翻译《资本论》二、三卷，每天要译上万字。他每天除了去乡里附近的邮政代办所取邮件外,从不去亲友家串门,也回绝一切高薪聘请。春节时,附近豪绅请他赴宴,他谢绝。重庆三青团中央团校请他去当教官,他拒绝了。赣南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请他去当经济顾问,他拒绝了。彭健华在赣州创办中华正气出版社,请他去当编辑,他只同意为其审稿,不愿在赣州办公。南康豪绅卢桂山在唐江创办私立岭北中学,亲自登门请他去主持教务,他拒绝了。他父亲要他去谋求一任县长,他回答说:“当县长有什么意思,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比当县长更有意义。”他不求名利,过着“隐士”生活,不与外界交往,专心一志从事翻译工作。

郭大力翻译《资本论》是为了向中国民众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他希望这部晦涩难懂经典的中译本能够被广大的读者所接受。他吸取了以前国人翻译西方著作的经验和教训。如他同王亚南合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前，近代学者严复已经翻译过这本书。郭大力认为严复的译本“文字过于深奥，删节过于其分，已经不易从此窥知原著的真面目”（《国富论》译序）。他谈到自己与王亚南合译《国富论》时说：“皇家网上娱乐这个译本的译事，我们自问是颇为小心谨慎的……译的时候，我们随时相互商量；译成以后，又交换审查了一遍。” （《国富论》译序）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字字推敲，力求妥帖，他说：

例如，industry，trade，stock，employment那一类的字，意义就往往这里和那里略为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意思，把它们译成各式各样的字。又如，“价值”一词，在经济学上，早已成为特殊名词，但他却往往把这一个字，用在别样的意义上。“劳动”一词，有时与工资的意义相混。manufacturer一字，有时指制造家，但有时又泛指制造业工人。farmer一字，有时指农业家，但有时又泛指一般在农业上做事的人。workmen一字，有时指劳动者，但有时又兼指一般投资营业的人。还有些地方，作者喜欢加上annual一个形容词。于是，有annual produce（年产物），annual revenue（年收入），annual labor（年劳动），还有许多其他地方，都附有这样的形式。这显示了斯密氏曾如何受重农学派的影响。但我们译的时候，往往因顾念行文的便利，把它译成“常年的”，“年年的”，“每年的”那一类的字眼。（《国富论》译序）

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马克思《资本论》所下的功夫远超他们合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二人的译本用词丰富、句意清晰，语言通俗。有研究者用数据统计法分析郭大力翻译《资本论》等西方政治经济学著述，指出他的译文词汇重复少，词汇密度低，句段短小精悍，“把”字句数量丰富，“被”字句少用，句式符合典型汉语特征，句意表达清晰明朗，阅读难度相对较小。这些风格特点的动因源于他“一贯始终的翻译目的与策略及其孜孜求索、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6］。

三、不遗余力，精益求精

1938年年初,郭大力接近译完第三卷时, 读书生活出版社打来电报,要他速去上海,共同处理排印出版事宜。他克服困难达到上海，住在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两间房大小的社部里，与留守在出版社的负责人郑易里一起完成《资本论》最后的编校工作，经过四个月紧张的翻译校对,《资本论》1—3卷中译本于1938年8、9月间出版。

郭大力以专业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工作，他觉得向读者传播马克思经典理论，就必须对读者负责,力求使译文切合经典原文，精确表达出原著的意义。《资本论》出版后，他又对照原文对译文逐字逐句进行校订,把错译、误排的地方一一加以订正，用红笔把这些订正的文字写在译本的天地头或行段间（这部写有订正文字的《资本论》现在保存在其弟郭秀勘手头）。然后他把校正文字抄下，按页、行顺序编制一个长达三十三页的勘误表, 更正了一千七百多处，这项工作整整花了一年时间。1940年夏，他把勘误表寄给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社把这个勘误表和彭迪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补遗》编在一起,以《〈资本论〉补遗勘误》的书名出版,随《资本论》译本一同发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按理说，这项工作应该是非常严谨了，也不用再去劳神费力了。但他一直感到1938年出版的这个中译本《资本论》受当时的条件限制，还是不够准确和通俗，不能适应中国广大群众的学习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除了担负教学工作外,把全部精力用于译文的修改和重译工作。1953年至1954年两年时间，经他重新修订后的《资本论》中译本相继出版（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并要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没有参加修订工作）。然而,郭大力对这个译本仍然感到不够满意,决定再做一次全面的修改。繁重而又紧张的工作,使郭大力的身体越来越坏,严重的高血压病和脑血栓后遗症使他行动困难。他带病坚持工作。经过六年的奋战,再次修订《资本论》译文的艰巨任务终于完成。第一、二卷分别于1963、1964年出版,第三卷于1968年出版。

与《资本论》翻译相类似的情况是他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1939年，郭大力开始翻译马克思的另一经典《剩余价值学说史》。（马克思原来计划把《剩余价值学说史》作为《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后来曾计划把它编成《资本论》第四卷，最后考茨基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编成出版，和《资本论》一样包含三巨卷）这部译稿几经磨难，历时十年，于1949年出版。然而这个译本是根据考茨基编辑版本翻译的，他在1954年在完成《资本论》译文的第二次修订之后,决定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正当他准备进行这项工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这时,他的身体更加恶化,早已半瘫痪,连生活都难以自理。但是,这都没有动摇他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决心。无论是在批斗他的间隙,还是下放河南的期间,他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一工作。由于过于劳累,几次昏倒过去。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把120万字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按德文新版全部重译了一遍。1975年,《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第一卷出版了。不幸的是, 1976年4月9日郭大力正在案头工作时，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无效而逝世。他没有能够看到他修订过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

四、译介结合，学以致用

1955到1956年，他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讲解《资本论》（讲稿后来被整理成遗著《皇家网上娱乐马克思的〈资本论〉》），针对《资本论》中的每一处难懂的地方他用浅显的语言作了十分明晰的解释,使听课的干部对《资本论》理解更容易一些。他还通过学术报告、广播讲座等形式,广泛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值得补充的是郭大力一生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但绝不要把他看作是个纯粹的理论家，他曾说:“由此我们知道了,一个专门研究纯理论的人,也不能专在现成的理论上下功夫。纯理论必须在实际之前受试验。”^［7］他主张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体运用于本国社会经济实际的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特别反感一些翻译家介绍起西方经济学说头头是道,一涉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支配和统治下的中国经济就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会“回过头来叹说中国社会的技术条件不够,而迄未反省到他们的计划或立案,根本就未顾及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技术水准。”^［8］他认为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方法决不可取。在这种思想观点的推动下，他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紧密联系中国的国情，深入分析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发表了《我们农村的利息》《掌握物质的理论》《战时商人的权利及其限界》《论劳动的有效化》《论农村的不等价交换》《论出口税》《论价值存在》《论产业家的积极性》等系列论文，出版了《我们的农村生产》《生产建设论》等专著，系统科学地阐述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并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郭大力的翻译精神饱含着对真理的追求，又同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斯人已去，译“道”永存，郭大力的翻译精神将永远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笔财富，值得后人铭记、学习和珍惜。

参考文献：

［1］熊德基：《忆郭大力同志》，《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2］熊德基：《忆郭大力同志》，《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3］郭伟伟：《不应遗忘的〈资本论〉翻译者》，《北京日报》2012年5月14日。

［4］郭伟伟：《不应遗忘的〈资本论〉翻译者》，《北京日报》2012年5月14日。

［5］熊德基：《忆郭大力同志》，《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6］蔡强、徐偲：《基于语料库的郭大力翻译风格研究》，《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7］孔繁坚：《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探讨》，《上海经济研究》1987年第6期。

［8］王亚南:《中国经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