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应林，生于1892年，广东南海县石湾人，中国现代教育家，曾在广州岭南中学工读自给。1914年任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期间一直在岭南大学读书。1917年毕业后，赴美奥柏林大学留学。1928年获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37年被岭南大学校董会聘为第八任校长。“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值日军南侵，战火迫近，岭南大学先迁香港，后迁粤北，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在广州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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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应林

迁徙香港办学

1937年秋，日军飞机轰炸广州，岭南大学各校的办学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和威胁。李应林为了学生的学业，把岭南大学附中的学生先行由广州迁往香港。当时负责迁徙的有教会胡翼云牧师、真光中学校长何荫堂、培英中学校长傅世仕、培正中学、培道女中林瑞铭等。后来其他学校及岭大大学部也都迁过去了。私立岭南大学在香港得到了香港大学的大力支持。

陈香梅女士就读的中学就是真光中学。《陈香梅自传》[1]中写道：“高中我入了真光女中，其时真光中学已因广州陷日而自广州迁到香港，在香港的峡道凤辉台上课。真光是中国南方名校，水准甚高。我入学后即主编校刊，并代表校方参加全港中学论文和演讲比赛，都得冠军，算是为真光中学争光不少。不久以前，有些真光同学在我家聚会，大家再唱校歌，畅谈往事。我们仿佛又回到当年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繁华事散，春梦阑珊，令人感慨不已。”

1939年夏，李应林派谢昭杰、古桂芬到粤北乐昌坪石筹设农学院。历经千辛万苦，于1940年10月在坪石水牛湾对岸的山坡上建立了岭南农学院。然而古院长却因患恶性疟疾，加上操劳过度，不幸病故。1941年初，在农学院（代）院长杜树材带领下，岭南大学的三、四年级学生20多人从香港九龙坐小轮船到淡水沙鱼涌（华界）登岸，直奔淡水镇拜见当地游击队罗司令并赠锦旗，要求得到沿途关照，结果平安抵达坪石岭南大学农学院校园。与此同时，一、二年级同学则借香港大学于夜间上课。经此之后，李应林亲自带领迁校负责人等几次经韶关南雄转坪石，再到韶关、坪石、连县等地考察。在李应林的牵线搭桥下，李圣华（培英中学）、谢志理（华英中学）、杨景储、汪波得等，亦相继转入内地。香港教会牧师李求恩、许碧璋等亦迁粤北。1941年暑假，岭大农学院开始在桂林、曲江等地招收新生入学。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犯香港，轰炸启德机场。12月28日香港沦陷，学校终于被迫停课。1942年初，部分留在香港的农学院的一、二年级学生，也从香港辗转奔赴坪石。这时校长李应林聘任李沛文教授接任农学院院长。[2]战时岭南农院在坪石的学生人数最多达140多人。

李应林在协同文书组主任卢惠风偷渡离港到东莞东坑虚惠风家驻足时，触景生情，感慨万分，赋诗云[3]：“卢氏村旁谢李家，村南村北荔枝花，落难之人同一念，从头奋起救中华”。

辗转粤北复校

战争爆发突然，岭南大学从香港向内地撤回的过程中，学校的图书以及硬件设备等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迁校内地之后的复校工作，显得格外艰难。为了挽救岭大，为了延续中华民族教育的血脉，李应林在烽火中辗转各地，以求复校。他专程拜访了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和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黄麟书等领导，也专程到重庆向教育部报告复校事宜。可重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提出“岭大国立”，不予考虑，因此，他本想得到的重庆政府的资助也未能如愿。直到美国茶商威廉捐助法币二十万元，第一笔办学经费才算终于筹集到了。当时英国驻华大使对李应林说：“如港大学生入内地读书，请岭大许其借读。”李应林答应，并立刻返韶着手开始寻找校址建校。

岭大村原为战区军官训练营地，位于山岗上，倚靠茂密的樟树林。李应林当时去找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余把原来的训练场所仙人庙大村给岭大作校址，总计棚屋有48座。其中大村34座，横岗14座。岭大接手了棚屋后，在司徒卫的精心设计下，利用当地材料修缮改建。经过两个多月的建设，校园内出现了与原康乐园校区名字一样的建筑：怀士堂、格兰堂、黑石屋等。此外，那里还有图书馆、宿舍、饭堂、实验室、浴室、钟亭等。1942年7—8月，岭南大学的复校建设基本告一段落。李应林在回忆内迁复校的经历时说：“我们得到政府和美基金的捐助，在这里动用了好几十万元，建设岭南大学。这里竹篱茅舍，但难得风景美丽，环境幽静，为不可多得的修学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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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浈江区大村原岭南大学旧址之一（阿瑞拍摄）（图片来源于：南粤古驿道网）

战时的仙人庙大村，新旧教职工云集。[4]1942年岭南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被誉为“岭大之父”的钟荣光逝世，其夫人钟芬庭在此时移居仙人庙。美国人香雅各后也前来粤北仙人庙。广州协和神学院院长、美国传教士龚约翰夫妇，招观海、石汉章教授等，亦由云南迁来仙人庙大村对面横岗，一起复课。还有东吴大学校长沈体兰把东吴大学设在仙人庙。在战乱中，岭南在粤北复校，校务不致中断，这是李应林爱国行动的又一具体表现。

携手盟友复课

司徒卫先生的回忆文章《从港战到复校（韶关仙人庙）》[5]中写道：“与本校同病相怜者，有广州协和神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皆一再播迁不遑宁处。协和始迁大理之喜洲，以环境不宜故还粤，本校亦以横岗宅宇使乐其居，东吴曾一度迁闽，是时又来粤境，本校亦以横岗余舍以相借用。更本同舟共济之义，两校学生皆准来校搭课，两校教授亦互任课程。兹第二学期开始，两校基础渐固，协和已陆续增建校舍，东吴则迁至本校西南另辟新宇矣。”届时，在岭大村的大中学生大概有520多人，教职员工也有60人。岭大附中也在仙人庙，李应林兼主任。中学部在第一学年结束、初三学生毕业后，就成为了完全的高级中学，设高中三个年级，随着校舍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280多人。

由此可见，在国家危难之时，时为岭南大学校长的李应林，慷慨仗义，包容兼顾，携手帮助其他几所学校复校复课，同舟共济，同进同退。在粤北的这个小山村里保存了中国民族教育的根脉，点亮了同学们读书报国的信念之灯。此壮举让人肃然起敬。

烽火大村静景

1944年，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访问曲江，在岭大村停留数日，对学校在抗战中的办学风气和办学水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在大村的山坡上、樟林间有师生们开辟的跑道、单双杠、篮球场、排球场。学生们兴致勃勃举办各种比赛活动，如：组织三角田径对抗赛、接力跑、校运会。还听民间流传说，同学们非常热爱文体活动，女同学们穿着旗袍去打球和参加体育运动，甚至成了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此外，学校“岭南歌咏团”和“银乐团”会定期排练，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文艺演出，在当时得到极高赞誉。学校礼堂还时常上演抗战戏剧，播放抗战电影。村里老人们常常津津乐道。每逢国庆节，学校“怀士堂”的大柱上，同学们会用大红纸贴上自己写的一副副长“对联”，不讲平仄对偶，都是按照当时社会习惯，用一些政治术语、口号拼凑成的字数相等的两句话构成，却成了当时社会的潮流，深受师生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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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李约瑟拍摄的岭南大学体育教学的历史照片（图片来源于：南粤古驿道网）

如此美好安宁的校园生活，直至1945年1月，日军沿粤汉铁路向南推进，与广州的日军汇合后占领了广东的临时省会曲江，韶关沦陷。在此之前，李应林率领岭南师生员工再次疏散，前往梅县。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岭大复员广州。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期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并且，　香港校友于1967年复办了香港岭南大学。

后记

岭南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并收回自办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先后由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三任华人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为岭南大学的“中国化”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位“红灰儿女”李应林，既是岭南大学附中、岭南大学的学生，又先后任岭南大学副校长、校长。抗战时期，主持岭南大学（香港）筹建，岭南大学（大村）复建，至抗战胜利后岭南大学复员广州。他既是岭大的学生，又是岭大的校长，他还是岭大杰出的校友。

（注：根据韶关学院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资料与数据中心提供的素材整理而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同时，向文章中所有引用和摘录的原文的作者致敬！）

参考文献：

[1]摘自南粤古驿道网刊载阿瑞《再见岭南在粤边》

[2]卢子会《抗战时期在广东省乐昌县坪石的岭南大学农学院办学的历程》

[3]李锡龄《抗战期间的岭南大学和校长李应林》

[4]根据李锡龄《抗战期间的岭南大学和校长李应林》的文字整理

[5]阿瑞《因为经历苦难，成就百年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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