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岭南大学的校色是红与灰，即“殷红如血，深灰似铁”，象征坚强忠义。岭南大学校徽由司徒卫先生设计，始用于一九一一年，色彩鲜明，图案简单，为岭南大学由怀士堂北望之风景：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小径通幽，江边荔枝树葱郁繁茂。

校徽中的“山”意指白云山，雄居南粤，象征人生的最高理想。“水”意指珠江，东、西、北三江总汇，源远流长，象征岭南的悠长教泽。“树”意指夏季时的荔枝树，硕果累累，象征着事业，岭南人“教育英才，服务社会”的宏志。“小径”，则指向前程。岭南教育旨在开辟人生的光明前途。或登白云之巅，北望五岭，或浮珠江之水，远涉重洋。每一岭南学子，均循此途径，不懈努力奔前程。

1

图为岭南（大学）学院院徽

一、司徒卫辗转来韶

抗战时期，随着日寇铁蹄的践踏，中国领土上的抗日战争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大学大迁徙”。^[1]北京、上海等各大学开始被迫撤退。1941年12月，战火燃烧到了香港，因为香港的沦陷，原本从广州迁徙到香港的岭南大学不得不再一次开始向内地迁校。

李应林在《香港沦陷之本校应变、迁校及筹划复课经过报告》中写道：“此次香港事变，正所谓变得快，变得坏，当时局严重，我们正在作万一之打算时，战事突然爆发，而开战后三天，九龙撤守，再十五天而香港陷落。这样快，这样坏的变化，使我们无从说起。在战前我们既来不及迁校，在战时又无路可逃避，在战后更不能从容撤退。因此本校和员工都蒙着重大的损害与困苦，而那些不是人事所能济的。”

当时，战事失利，校长动员师生员工参加战时服务以获得食物。十多位员生被派往中环街市担任派饭售米工作，各人得到膳食和每天两元的工钱。有一百多员生在战事发生时避居宁养台，其余分居九龙和远离战区较远的地方，直至香港沦陷。

司徒卫在友人的帮助下，与校董钱树芬、林逸民两位以及政府人员数名，途径澳门抵达故乡江门开平。一入国土，他感慨道：“当瞥见国旗飘扬于蔚蓝之天空，周遭余霞成绮，恍如象征我国命运之光明，生气勃然竟同再世。”不久，得知校长为筹备复校备尝艰苦，且收到复电曰：“来韶桂办学也”。司徒卫便立刻启程赴曲江仙人庙大村。

二、山中再现康乐园  

初见“岭大村”，据李应林校长描述：樟木参天，丛林茂盛。田野在望，山花烂漫。浓荫之下，清凉舒爽，虽是盛夏时节，却不觉炎热。从格兰堂向远处瞭望，但见群山环抱，阡陌纵横，平原辽阔，尽收眼前。在这里，可以见到纯粹的农村风景的优美。古人咏农村时四景物诗有云：“春间鸟语，夏听蝉鸣，秋瞻临镹之黄云，冬赏山中之白雪”。岭大的风景，大概也是如此。^[2]

2

图为韶关市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大村）照片

司徒卫所携行李数件并炊具少许，在仙人庙火车站站长的带路下，来到了大村，他说道：“余穿中国便装，布为余母数十年织存。面目黝黑，判若两人，友好乍见如不相识，兹可笑也。”走进大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茅棚，那便是后来的格兰堂。他推门进去，感觉室内阴沉沉的，湿气很重，便生火煮茶，邀人聊天。那时，唯一的家具只有一个木水桶，既可拿来盖食物，倒转过来又可拿来当饭桌。床是没有的，只能在一处角落席地而睡。那角落便成了后来的总务处办公室了。此情此景，恍如鲁滨孙漂流记般凄凉。过了几天，司徒卫便开始与村里的乡亲们熟悉起来了，于是借来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开始了他的工作。

3

图为韶关市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大村）岭南大学旧物照片

复校伊始，百端待举。当时全校的工作人员只有校长和会计、文书等两三人。校长忙于策划复校之事，包括招揽教职员工、筹措经费等。司徒卫则全权负责开发校园建设及其他所有事务。因此，当地人都称他为“山大王”。他也乐而不辞。

按照校址布局分配，总棚屋共计48座。其中大村34座，横岗14座。司徒卫带领岭南大学师生因陋就简，用当地的杂木、树皮、砂石等原料，对可用的棚屋进行修葺，不可用的进行改建，并在荒芜的山林中新建了大礼堂，即“怀士堂”。司徒卫《从港战到复校（韶关仙人庙）》中写道：“第一座建筑物之怀士堂于以奠基，余之计划怀士堂图则也，忆游美时所参观学生夏令营以及其他场合，皆选浓荫之中以为优美，又观基地之礼拜堂尖塔高耸，备得崇高雄伟之致，于今不忘。大村樟木参天，富有诗意及艺术性，故怀士堂之结构，辄以配合其诗意艺术性为原则，其形则仿外国学院为蓝本，敷壁支柱尽其合度，务使外观惬意，内容又能适应各项集会之需求，虽不敢云孤诣经营，亦略费苦心于是矣。”

怀士堂，又称小礼堂，最初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战时是岭大举办各种各样活动的主要场所。宗教方面，每星期会做礼拜，因校内无礼拜堂，就在怀士堂里稍变形式和位置。最初无钢琴无诗本，后来配备了钢琴并油印歌诗给众人。每天有早训，每晚有晚祷。不时会举办奋兴会、夕阳会以及宗教问题研究等活动；学术方面，每周都有各种时事座谈会、演讲会、讨论会，还有专题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等。学校还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大学周”，专门邀请名流来校讲学，每逢“纪念周”的星期一由教授轮流担任讲学，学生们对此兴趣亦浓，研究之风盛极一时；娱乐方面，有各班社之戏剧话剧比赛、歌咏表演和运动会等。全校仅有的一架钢琴在怀士堂里。不少会弹琴的同学，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怀士堂练习。由于想弹琴的同学有很多，同学们就编排时间表排队练琴。当时，没有电灯。怀士堂的大光灯也不是经常能点着，学生们就用两盏小油灯照着五线谱练琴。学生晚间在怀士堂弹钢琴时，油灯闪动，照着身影晃动，被喻为“琴声与魅影”。每隔几天，怀士堂里还会放电影，各种“稀罕”的电影、影画戏、戏剧等轮流上映。附近的村民们回忆说：“虽然电影是无声的，但每场我都去！”司徒卫也在回忆录中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播放电影的壮观场景：“大村、横岗、大旗岭乡人空群而来，皆诧为未睹，濒行时，灯炬齐明，阡陌之间火龙飞舞，叹观止矣！”

4

怀士堂的东面是大学部的建筑，西南面则属于附中。因为附中原有棚屋比较多，改建一下就可以用，而大学部旧舍较少，所以新建建筑居多。此外，还逐渐建了图书馆、宿舍、饭堂、实验室、住宅、浴室、钟亭等。经过两个多月的建设，校舍终于初具规模了。岭南大学后来专门依照原康乐园校区的名字给这些地方命名为：格兰堂、马丁堂、爪哇堂、陆佑堂、哲生堂、荣光堂、十友堂、谭礼庭同学屋、马应彪招待室等。^[3]

司徒卫曾经记录了他在岭大村的一次清晨漫步：从中学出发，穿过树林走上山岗，经过怀士堂，看到科学馆里正在试验、绘图的学生；山顶上的图书馆井井有条；路过格兰堂和学生宿舍，听到窗口飘出乐器演奏的曲调；开饭的锣声响起，随着熙攘的学生通过木桥走向膳堂，有学生在热情的招呼“先生，和我们坐一起！”……^[4]

三、司徒卫之红灰精神　

脚下红色的泥土和天边灰色的铅云，是抗战时的岭大最浓厚的色彩。在民族危难之际，烽火抗战期间，先师们仍然能够坚持在这样一片红土地上建校办学，从荒凉寂寞，到春华秋实。令人惊叹和敬佩。

司徒卫回忆道：“溯自港陷迄今，为时不过半载强，其间行旅之濡滞，人事之牵缠，工作时间才五月，而已盘根错节绿叶成荫，如浪子无家，空拳赤手，而期间有产业事工，美国校董将惊奇叹耶？将怀疑不信耶？余不得而知也。”其中，他还特别提到，凡是因战乱而经济断绝的学生，学校提供给他们工读待遇，学生们以劳动获得食宿费用。平日里在家都是寸步不离保姆和师傅的那些公子小姐们，在人力物力相当匮乏的战时，能够加入兴建恢复支离残破的茅屋校舍的建设当中。司徒卫对此感到非常欣慰。同时，他还提道：“在岭大村者大中学生凡五百二十余人，教职员数亦六十，然疫患甚少，疟疾间有发生，第不如一般想象之烈，语曰平安是福，于此乃觉吾齐之得邀天眷为独厚也。”如此恶劣危险的环境中，这些养尊处优的同学们离开亲人，跟随岭大来到这个山沟沟里，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学业，如此坚忍卓绝之精神实在是非常难得。

短短数月，任凭日寇侵凌，一迁再迁的岭大，即使元气大伤，仍能顽强的存活下来，屹立不倒，可谓是风雨不能侵蚀，憾击不能动摇，强健胜前。师生们同心协力，披荆斩棘，克服万难，最终打开出路，奠定新基，岭大成功复校。这是在红灰精神的指引下华南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参考文献：

　　[1]《联合招生和区分招生时期（1941-1942年）》

　　[2]《香港沦陷之本校应变、迁校及筹划复课经过报告》李应林

　　[3]《第二次“大学大迁徙”中的岭南大学》P140

　　[4]《岭大大村校园解谜：抗战时期岭南大学大村校园遗址调查与勘探》南粤古驿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