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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故事】吴晓邦抗战时期粤北舞蹈演剧活动辑录

前言

吴晓邦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杰出的舞蹈艺术家、理论家和教育家。作为我国新舞蹈艺术的奠基人,吴晓邦的艺术之路始终遵循着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吴晓邦一贯重视学习和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并在中国舞蹈教育史上率先提出创造力教育观念并付诸实践。吴晓邦创建了中国的新舞  蹈艺术,这不仅使他成为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和突出贡献的一代宗师,而且为新时期我国舞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坚实的理论支撑。吴晓邦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与其早期尤其是抗战时期的艺术实践是分不开的。全面抗战时期,吴晓邦曾在上海、南京、武汉、成都、重庆、西安等地参加抗战救亡演剧活动,也曾两次来到韶关曲江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进行舞蹈授课培训。在曲江一年多的创作实践,成为吴晓邦艺术之路上创作与演出成就非凡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此期间,吴晓邦的创作理念实现了较大转变,在艺术与生活,现代舞与传统元素的结合等方面,均达到了新的高度。

19377月,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之后,不甘屈服的革命青年纷纷组织起来参加各种救亡工作。文艺工作者也组成许多救亡演剧队陆续离开上海,到内地去进行宣传。19379月,吴晓邦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四队,起初在无锡市区和农村排练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三江好》,宣传救亡,组织群众,扩大抗日力量。排演了舞剧《义勇军进行曲》《打杀汉奸》。在表演中合唱队的同志们适时插入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和《打杀汉奸》的歌曲,台下的观众热烈鼓掌,观众也同声高唱起来,群情激奋,全场沉浸于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热烈气氛中,很能激起观众的情绪。在表演舞蹈《大刀舞》时观众都沸腾起来了,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镇江、南京、安庆为民众和伤兵演出了舞蹈《流亡三部曲》《游击队员之歌》。1938年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南昌、武汉等地为民众和新四军战士们演出。

 

一、创作心路历程:从象牙之塔到现实的战斗生活

193810月,广州失守,广东省会紧急撤到粤北曲江。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召集胡根天、赵如琳和黄友棣商议筹备“广东战时艺术馆”,开展抗战宣传工作。1941年初改名为广东省艺术学院,1942年又改名为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1940年,艺术馆馆长、著名戏剧家赵如琳邀请吴晓邦来曲江塘湾举办“戏剧(话剧)舞蹈训练班”。吴晓邦受聘来到曲江,在省立艺专进行了短期授课。1942年吴晓邦第二次来到曲江艺专授课,这一次为期一年。在参加上海救亡演剧团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时候,在为群众和战士们演出和创作时,他在创作理念上就已萌生了积极转变的种子。“那时,我只有三十一岁,精力旺盛,更重要的是战士们的热情注入了我的血液,一腔热血和一颗丹心交织在一起,才能产生出那样神奇的力量来。”“这个新的环境像是把我带进了生活的大门。过去我以为只有‘象牙之塔’是我的容身之处,攀得高,钻得深,才是我的理想。而当我置身于人民之中,接触到现实的战斗生活后,才看到了塔外的天地是多么广阔。我忽然感到像一个笨拙的小学生站在这些工人、农民和战士面前,我该向他们表演什么呢?我又如何将自己的艺术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呢?”“我在这时的创作活动,是我从现实生活中找到的一条新的道路,它摆脱了旧舞蹈形式的束缚,表现了时代的特点,使舞蹈不再像过去那种只为迎合有闲阶层所需要,而是成了打击敌人、鼓舞人民斗志的精神力量,这确实是我的艺术生活迈向现实主义的一个发展。”在全面抗战初期,吴晓邦创作并排演了舞剧作品《丑表功》《传递情报者》《徘徊》《奇梦》。

舞剧《丑表功》采用民间艺术传统中的讽刺手法,刻画了一个丑官的舞蹈形象:这是人民自己起来讽刺的对象。《丑表功》创作的动机,是汪精卫在河内发表了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取宠的唁电,他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该剧淋漓尽致地揭露鞭挞了汪精卫这个汉奸。这是一个极具吹牛拍马之能事的形象,他无时不在卖弄着欺压百姓、纠集狐朋狗党的丑恶伎俩。在一旦受到主子的赏识时,就得意忘形地自以为不可一世,而最后只落得个丧家犬命运的可耻下场。

《传递情报者》是为了歌颂抗日游击区的通信员而创作的。1938年,抗日游击区的战斗生活是紧张的,每晚的艰苦行军,迅速的伏击战,既准确又隐蔽,使敌人丧魂落魄,犹如惊弓之鸟。然而游击区的组织联络工作完全要依靠联系人——通信员来执行。从事这项任务的人是需要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所以这些人是值得我们崇敬的英雄。在该剧中,通讯员穿着被荆棘划破了的衣衫,赤着双足,瘦骨嶙峋的脸上有一双机敏的眼睛。他将情报纸缝在破衣里,翻山越岭,涉水穿林,风餐露宿,在无人行走的山径中奔走,革命的理想召唤着他前进。他来到一个僻静的小村里,终于找到了联系人,向战友交递了情报,完成任务后喜悦而归。

《徘徊》是讽刺性舞蹈作品,揭示了上海沦陷后上海孤岛上市民们的生活。当时,上海有一些所谓善男信女,他们生活在孤岛上却幻想和平,用祈求神明的力量来麻醉自己的心灵。这些人实际是徘徊在死亡线上的可怜人。当敌人占领上海后,最后只能做一个“良民”屈辱地生活。

193812月至19393月,吴晓邦在上海中法剧专进行短期授课,排演舞剧《罂粟花》和《国际歌》。

《罂粟花》是根据在孤岛上的生活选材的,采用象征手法进行表现,是一个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剧目。该剧共有三场,大致内容:第一场,罂粟花生性险恶,它变化成一个美女。她的家族内有一个是屠夫,另一个是狂人,他们妄想主宰世界。在她和她家族的诱骗下,把两个大地主人打倒在地。第二场开始时,在哀声中,倒在地上的两个半死的人,渐渐地听到从远处传来“爱在人间”的歌声。一群农妇在歌曲声中走来,她们跳起祈求幸福的舞蹈。她们依偎在两个受伤者的身边,愿以爱的力量来解脱他们两人的痛苦。这两个人在爱的温暖中,终于重新站了起来,大地从黑暗又转向光明。第三场,罂粟花和她的家族三人,看见被他们打倒的两个人又重新站起来,不甘心失败,又蠢蠢欲动,妄想把大地重新引入冰冷的黑暗之中。但是,那苏醒了的主人,在光明的大地上,与一群农妇坚强地团结了起来。他们将罂粟花和她的家族赶跑。温暖永存在大地之上,天昏地暗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时,自由和平的钟声响彻天空,红旗冉冉升起,呈现出一片春回大地的美景。

当时在上海租界内,公开反对德、意、日的言论与活动是不允许的。报纸上不准登载反对德、意、日内容的文章。凡有关抗日内容的节目,要细细琢磨,或以古喻今,旁敲侧击,或隐晦象征,总之,要用种种象征性手法,让观众心领神会。该剧中,罂粟花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她的那两个家族则是比作德、意两国法西斯,当时这三个轴心国企图称霸全球。象征大地主人的两个人和农妇是指反法西斯侵略的爱国力量。吴晓邦的作品尝试运用各种表演手法,让现代舞在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发挥作用,从生活出发去宣传抗日,歌颂英雄,教育群众,打击敌人。

 

二、吴晓邦在曲江:舞剧创作的新高峰

在来曲江之前,19399月,吴晓邦受欧阳予倩邀请转赴桂林艺术馆。19406月受新安旅行团邀请为他们排演儿童歌舞《春的消息》和舞剧《虎爷》。

儿童歌舞《春的消息》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冬》《布谷鸟飞来了》《前进吧,苦难的孩子》。

舞剧《虎爷》的创作正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已经开始制造分裂,正在进行卖国求荣的勾当。该舞剧选择了坚持抗战、团结抗日的主题。“虎爷”原名赵福,生于虎年,是某一个沦陷区内的大地主。他依仗女婿在省里当官的权势,压迫当地人民。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赵德光,很早就加入了国民党,当上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参谋,成了“虎爷”的继承人。当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后,“虎爷”所在的农村也成了沦陷区,他只能携带着妻子和亲信,逃到大后方躲藏起来,四处打听大儿子赵德光的下落。而二儿子赵德兴受到其他爱国青年的影响,不愿跟随“虎爷”逃走,就地参加了沦陷区的游击战争。他和当地的群众一起,向敌人开展了游击战。经过了艰苦的岁月,最后,人民武装大反攻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农民们重建家园,唱着建设新中国的进行曲。该舞剧分为四幕,分别是《旧的生活》《旧的毁灭》《新的在孕育中》《新的实现》。排练了三个多月,194010月在桂林正式上演,反响非常好。之后吴晓邦又受长沙抗敌剧团邀请到长沙进行短期授课和演出。

 

在长沙演出完毕以后,吴晓邦收到赵如琳邀请,于19407月起程去广东省曲江塘湾,为那里的广东省立战时艺术馆开办短期舞蹈训练班,播撒新舞蹈艺术种子。

1942年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赵如琳再一次邀请吴晓邦来曲江开办为期一年的舞蹈训练班,吴晓邦二赴曲江艺专授课。由于有了固定的住所和安定的环境,吴晓邦的创作欲随之高涨,灵感频发,成为创作活动中最为兴旺、收获累累的一年,也是他在艺术上趋于成熟,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一年。在曲江的一年,他确立了对现代舞蹈艺术不可动摇的信心,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有了一个清醒的看法,并摸索到一些艺术创作的规律。在曲江,他平生第一次有了一间有地板房的舞蹈排练室。他的代表作舞剧《宝塔与牌坊》、三人舞《三个饥饿者》、独舞《思凡》等就是在这间教室里完成的。

《三个饥饿者》剧情:某甲已断食几日,饥饿使他辗转不能入睡,不得不偷偷跑出来寻找食物。他来到一块萝卜地里,东张西望地在看地里有没有萝卜,生怕被人发觉。在寂静的夜空里,忽然传来一声狗叫。这时早已伏在地里的另一个饥饿者某乙被这犬吠声惊得探出头来,以为有人要来捉拿他,于是,他慢慢地移动着身躯。而甲在狗叫声的威胁下,犹如惊弓之鸟,听到了乙的走动声,他判断肯定有人在监视他了,急忙寻找逃路。甲、乙二人在漆黑之中摸索着。某丙也是一个饥饿者,也走进了这块萝卜地,当他正要蹲下身去时,突然在他的两旁都传来了响声,他吓得想抬脚逃走,可是饥饿的身体无法控制,抬起的脚想落也落不下去。丙的动作又惊动了甲、乙,在这种连锁反应下,三个饥饿的人都不敢拔萝卜吃。三更响后,饥饿已经使他们三人难以忍受,想呼喊而叫不出声来,饿得头发昏了,脚也无力了。三人分别在一个角落里,想用最后的力量拔出萝卜来,但就在这时四更声传来,三人失望地踉跄而退,正巧碰在一起,三人同时吓得直发抖,想逃走,但腿已无力动了。可是他们还在挣扎着,向不平的世道抗议着。就在曙光即将来临时,三个人被饥饿夺去了生命,纷纷倒下。这部舞剧的创作背景是反映了抗战时期全国人民饥饿的问题。国民党的军队依旧是靠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强行抓人当兵,大批大批贫苦的农民被抓去后,不是战死就是饿死。而军官们勾结了豪绅地主,到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半个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连吴晓邦这些高知艺术家们,也常常是过着饥肠辘辘的日子,他们买回的平价米都是发了霉的,难以入口。当时艺专学生的伙食就更差了,饥饿已摆在人们的面前。在广大的农村,千千万万人更是濒于饥饿的绝境。吴晓邦根据这个现实情况创作了此剧目。此剧用打击梆子和敲小锣伴奏,像一幕只有情节动作的哑剧,扣人心弦。

《宝塔与牌坊》全剧分为三幕,情节梗概:幕启,那高耸入云的宝塔和四方端正的牌坊,无论在广漠的原野上或游人交织的交通要道上,谁一见了它,都会对它产生敬慕和恐惧的心理。数千年的史籍和民间流传,不都是它们在人间的血泪中写成的吗?少女朱云在一个宗教节日的下午,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年轻人陆勤。在恐惧中,他们相爱起来。可是在宝塔牌坊传统思想统治下,是绝对不允许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于是像一般悲剧一样,少女坠入了苦恼、恐惧和怨恨之中。而另一个充满着幻想的陆勤,虽然他不怕一切地爱着朱云,可是事实上爱苗的生长,总是曲曲折折的。某次,朱、陆二人约会,因错过了时间,他们产生误会,彼此疏远起来。在一个赶集的日子,他们又会面了。这次见面使他们心中的爱苗终于生长起来了。爱的力量在他们的心中燃烧,像火焰一般冲击了他们的胸膛。这是很自然的一回事,但他们却触犯了宝塔牌坊世界的规矩。大小宝塔牌坊出现在他们二人面前,朱云心有所觉地等待最后的判决。在宝塔牌坊的怒气中,一条条“金丝带”把朱云围拢起来。待朱云叹出最后一口气时,远远的钟声骚动,它像是在记录着这个历史的悲剧。《宝塔与牌坊》的创作背景是,吴晓邦在大后方经过每个大小县城,几乎都看到宝塔和牌坊,其家乡苏州地区的宝塔最多。还流传一些传说,说宝塔是为了纪念当地出了状元和宰相一类的人而修筑的,它代表了一种男性的威严,是镇压邪恶异端的力量。而牌坊,则是为“贞操”、“节烈”的妇女而建的,是妇女为封建礼教和道德殉葬的标志。宝塔和牌坊像枷锁一样,几千年来紧紧地铐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无数青年男女为此而牺牲了他们美好的青春和爱情。舞剧《宝塔与牌坊》即是吴晓邦根据其家乡的民间传说而创作的一个诗的悲剧。这出舞剧男女主人公、秧歌队及庙会上群众均由艺专舞蹈班的学生扮演,而扮演宝塔、牌坊、恶煞凶神的由戏剧系的同学担任。从设计到排练完毕,共用了四个月。这出舞剧是作为舞蹈班毕业演出的保留节目。

在曲江期间,吴晓邦还创作了舞剧《生之哀歌》《思凡》《网中人》《迎春》以及根据著名的欧洲古典名曲改编的《月光曲》《花之歌》、《给爱丽丝》等舞蹈作品。

舞剧《生之哀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青年被国民党特务怀疑而关进了监狱。他没有得到友人的营救,在监狱中受尽了折磨。他只能从小小的窗口透进来的一线阳光中看到自己所坐的一个角落,他多么渴望能有自由的一天啊!他在这微弱的亮光中,回忆他以往的自由生活。三年里,他已经被监狱的生活折磨得近于痴呆了,对周围的一切他都习以为常了。他渐渐地感到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陷入了绝望。一天,突然狱官进来对他说:“你可以回去了,你已得到了释放。”他听了这话后,急急忙忙地抱住窗口上的铁条死死不放。他两只像喷出烈焰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狱官,吓得狱官慌忙溜走,然而他却倒下死了。

独舞《思凡》:描写一个年轻的和尚,深居在名山上,一心念佛,期望养真出世。但是他的内心世界里,却往往在刹那间被尘世所迷惑。他企图用各种清规戒律约束自己,于是他克制着,不断回避着各种诱惑,在精神上产生了极度痛苦和矛盾。直到已近黄昏,游客们全部走尽后,在寂寞的钟声中,他的心才慢慢地安静下来,又回到他的养真出世的思想中去。

 

《思凡》剧照

《网中人》:描写了人生好像是各种网,有恋爱的网、名利的网、子女的网。人好像是被那大网和小网交织起来的层层叠叠的网所束缚着,怎么挣扎也挣扎不掉网的捆缚。实际上,有的人觉得有网比没有网更好,甘心情愿在网里死去。

曲江为期一年的舞蹈班结束时,曾举行了一次演出。演出那天晚上,大雨倾盆,使很多观众无法到剧场观看。可是在场内的观众还是很拥挤的。第二天晚上,观众购票更为踊跃。演出完毕后,吴晓邦离开曲江,转往西安、成都、重庆等地去陆续开辟新舞蹈园地,播撒新舞蹈种子。

结语

吴晓邦在韶关曲江授课演出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尽管时间短,但对他的艺术成长影响甚巨。“一年的时间里,我在艺术的实践中,对生活和艺术的关系,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思想上,对善与恶的分辨也比较分明。因此,在表现美与丑的对比方法上也赋予了新的审美观点,逐渐形成了我自己的一种独特风格。除了创作活动外,在教学上我也得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我把现代舞的教程更系统起来;在动作姿态上,使学和用更好地结合;我还研究和部分地吸收了民间“巫”中迎神驱鬼的一套表演技法,成为我在教学上讲授呼吸和表演的基础。我开始对中国武术进行研究和学习,充实我的教学方法,把现代舞的一套体系进行科学化和中国化。”在这一时期,吴晓邦创作颇丰,几部重要的代表作,舞剧《宝塔与牌坊》《三个饥饿者》(后来改编为独舞《饥火》)独舞《思凡》《生之哀歌》等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也正是这些舞作把他的创作推向了高峰。此外,其专著《新舞蹈艺术概论》中大部分著名的章节也在这一时期整理了出来。这一年吴晓邦培养了梁伦、游惠海、陈蕴仪、骆璋等一批毕生致力于舞蹈事业的接班人,他们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参考文献

[1]吴晓邦.我的舞蹈艺术生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2]吴晓邦.吴晓邦舞蹈文集,1[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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