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大力，1905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西南康县（现南康区）三江乡斜角村。1912年，入读南康县立高等小学。1919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江西省立第三中学。1923年，中学学业后， 考入厦门大学学习化学。1924年，转学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攻读哲学，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7年大学毕业，在省立上海中学教书，因有宣传“赤化”思想之嫌，半年后被解聘。

1928年1月，从上海来到杭州，寄居在大佛寺，意外结识了王亚南，提出与王亚南一起翻译和研究《资本论》时，王亚南便欣然应允。由于生活陷入困境，理论准备和翻译经验不足,不得不中断。年底，回到上海^[1]，经朋友介绍，在上海大夏中学任教，以维持基本生活。在随后的几年中，一直在中学任教，业余时间则自修德语和钻研西方政治经济学。

在大夏中学任教期间，结识了在该校读书的余信芬（又名余兰英），二人结为连理。

1931年1月，与王亚南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上卷）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1932年，与王亚南合译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该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于1962年9月刊行，更名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该书“全英国不会有25个人能看懂”，但却被两个年轻的中国学者翻译成了中文。与王亚南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下卷）（此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于1972年10月刊行上卷，1974年6月刊行下卷，并按原著全称，更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由上海神州国光出版。

1933年，翻译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伊利的《经济学大纲》，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1935年，翻译洛贝尔图的《生产过剩与恐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与王亚南合译《欧洲经济史》，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为翻译《资本论》，频繁地来往于真如车站自己的住处与王亚南在法租界的居室^[2]。二人在杭州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寇侵华的炮火，现在只有从头开始。为了使译文更加缜密，他与王亚南经常在一起讨论，力求使译文更切合原意。

1936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资本论》，与王亚南同读书生活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出版合同，商定以1936年和1937年两年时间翻译《资本论》。二人全身心投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他们根据德文原本，参考日文以及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第一卷，尽可能通俗化翻译全本。与李石岑合译了《朗格唯物论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二

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沦陷，翻译工作无法进行，不得不将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书稿交给出版社，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上海,辗转回到江西老家。^[3]回到老家后，继续翻译《资本论》二、三卷，每天要译上万字，间隔几天就把译好的稿子用航空稿纸誉清，用挂号信寄往重庆王亚南处，再由王亚南转寄到上海，后来局势相对平稳后就直邮上海。在重庆的王亚南，也把译好的稿子寄往上海。

1938年年初,接近译完第三卷时, 读书生活出版社打来电报,要他速去上海,共同处理排印出版事宜。4月，住在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两间房大小的社部里，与留守在出版社的负责人郑易里一起完成《资本论》最后的编校工作，经过四个月紧张的翻译校对,《资本论》1—3卷中译本于1938年8、9月间出版。^[4]《资本论》出版后，怀揣着郑易里特地为他制作的、书脊上烫有“大力珍藏”四个金字的样书从上海踏上了返回家乡，途经广东南雄境内时, 所乘坐的汽车被土匪拦劫，在被土匪绑架期间，劝说他们改邪归正，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土匪接受了他的劝导，释放了他。为了有一个条件较好的地方从事译作，也为缓解家庭经济危机，1938年9月，应江西省立赣县中学（今赣州市一中）校长周蔚生之聘，任该校高中部教员，一边教书，一边从事翻译工作。

1939年，日军对赣南实施狂轰滥炸，赣县中学被迫搬迁至离赣州城区40公里的山区王母渡。爱人余信芬任课的初中三年级在横溪，两地相距十华里。每逢星期六，步行前住横溪接其夫人，星期一又步行送其夫人回横溪。4月，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并开始《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又对已出版的三卷《资本论》进行校订和修正。

蒋经国在江西出任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时看重他的学问才华，亲自到斜角村探访，并多次派人请他做经济顾问，均被他婉言谢绝。1940年夏，蒋介石亲自下“手谕”，请他与王亚南“来渝一谈”。时正患病，王亚南只身前往。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资本论》的校订，将《资本论》校正文字抄下按页、行顺序编制一个长达三十三页的勘误表，寄给读书生活。（出版社把这个勘误表和彭迪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补遗》编在一起,以《〈资本论〉补遗勘误》的书名出版）。1940年下半年，应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林砺儒校长之聘来到连县东陂，讲授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边教书边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省立文理学院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迫害。1941年7月，被迫从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辞职。7月5日，在回乡途中，遭遇到了土匪打劫，随身所带一家的衣物、现金等贵重物品被抢劫一空。^[5]回到江西南康老家斜角村，继续从事《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工作（到1943年才算译完），并着手重新翻译《恩格斯传》^[6]，还撰写了其他学术文章。

1942年4月，《我们农村的利息》发表于《时代中国》“革新号”专号，文中分析了高利贷对农民造成的负担，对农业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的“典当”进行批评。12月完成《恩格斯传》编译。

1943年，《掌握物质的理论》发表于《时代中国》第3期。《战时商人的权利及其限界》发表于《新工商》。专著《我们的农村生产》由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

1944年1月，在《广东省银行季刊》第1期发表《论劳动的有效化》。在家乡与从粤北撤离至此的王亚南晤面，二人短暂相聚了一段时间^[7]。其《论农村的不等价交换》发表于福建永安所办的《联合周报》。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日寇从赣南撤往南昌，下乡抢掠粮食，袭扰他的家乡。他带领家小，或躲在甘蔗地里，或躲在松树林中东躲西藏。为了保存《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译稿，他随身携带，后来，又怕带在身边反而容易丢失，便把它埋在老家菜园里。

1946年，于《警笛》第1期发表《经济建设与民生问题》。4月，与王亚南合撰的《〈资本论》〉勘误》发表在《经济周报》第2卷第20期。秋，应时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的王亚南的邀请^[8]，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授。11月，完成《论出口税》一文的写作。

1947年5月，在《经建季刊》第2期发表《论出口税》。11月，所著的《生产建设论》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经济周报》做了评介。

1948年6月，在《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论价值存在》。

1949年1月,厦门白色恐怖加剧，他和王亚南以及其他几位进步教授乘飞机去香港，在中共地下党所办的达德学院任教。2月，翻译的《恩格斯传》由光华书店出版。5月初，由中共地下组织安排，由香港北上抵达北京。6月，《剩余价值学说史》由新中国书局出版。（一年后，三联书店再版）。《论产业家的积极性》发表于6月30日的《人民日报》。

三

1950年6月，调进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1953年，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9]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他与王亚南一道当选为学部委员。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讲解《资本论》（讲稿后来被整理成遗著《皇家网上娱乐马克思的〈资本论〉》）

1956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了他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

1957年，经杨献珍、龚士其两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亚南也于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人民出版社再次重印了他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

1963年12月，重新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刊行。

1964年11月，重新修订的《资本论》第二卷由人民出版社刊行。

1966年6月，重新修订的《资本论》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刊行。

1967年，计划按照最新德文版本重新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却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屡遭批斗。以后几年他身患重病，却顽强的毅力，坚持着一字一句地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即使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期间，也没有间断过。

1975年12月，《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4月9日，正在和往常一样对《剩余价值学说史》剩余部分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和润色，午后心脏病突然发作，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按照他的遗嘱将积攒的一万元作为最后的党费交给党。 

注释：

[1]1928年，王亚南则在友人资助下，东渡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亚南于年底愤然回国。

[2]1934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遭通辑出走香港，又为香港当局限期离境，在朋友的帮助下，亡命欧洲。1935年年底回到上海。

[3]王亚南离开上海，经香港到武汉，出任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1938年，武汉被日军侵占，王亚南从湖南经广西、贵州到达重庆，住在重庆乡下。

[4]《资本论》于1938年8月31日出版第一卷，9月15日出版第二卷，9月30日出版第三卷，当时该书印刷3000部，其中2000部拟运往后方。郭大力在跋中写到：“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少部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当时对全稿负起责任。”（第一卷共七篇，王亚南翻译的第五篇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六篇是“工资”，第七篇是“资本积累的过程”；第二卷共两篇，王亚南翻译的第一篇是“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第三卷共七篇，王亚南翻译的第六篇第三十七章是“导论”，第三十八章是“级差地租”，第三十九章是“级差地租的第一种形式”，第四十章是“级差地租的第二种形式”）。郭大力在跋中最后写到：“最后，我们应当感谢郑易里先生，他不仅是这个译本出版的促成者和执行者，而且曾细密为这个译本担任校正的工作。”（《资本论》出版的重要推动者、支持者是读书出版社的负责人艾思奇、黄洛蜂和郑易里，三位均是云南老乡，艾思奇是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洛峰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郑易里是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资本论》出版前夕，艾思奇在延安，黄洛峰在重庆，但三人对《资本论》的出版早已商定）

[5]郭大力7月8日给朋友的信函中记录了7月5日所失衣物：黑色厚呢大衣、蓝色女呢大衣、黑色哩矶西装、灰色哩矶西装、蓝色哩矶旗袍、女孩红花棉衣、男孩棉大衣、蓝斜纹布学生装一套，女布旗袍三件或者四件，现款百余元，金戒指二只，铁锅一只。

[6]郭大力在序中提及1938年见到古斯达夫·梅尔写的《恩格斯传》原著，是郑易里所给并建议他翻译，1939年完成的译稿丢失。1940年到了东陂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任教，教学之余开始第二次翻译，成稿后存放在张栗原家，但不幸张栗原病逝，译稿又找不到。他坚持不懈，1942年第三次的翻译本终于面世。

[7]1944年6月，受粤北战事影响，在粤北的各学校奉命疏散，王亚南未跟随国立中山大学疏散，而是南下曲江，再到江西南康县。在郭大力家乡短暂停留之后，去了抗战时期福建临时省会永安，担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8]1945年，王亚南受厦门大学之聘，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

[9]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并要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没有参加修订工作。